【总第439期】

新智慧之潮，为什么总是潮起广东

——从慧能到“AI三杰”，重访一片土地的人才千年暗线

编者按：2025年开年，“广东AI三杰”刷屏全网。把时间轴拉长，从禅宗六祖到三位AI创业者，一千三百年间，岭南一次次在历史的转折处送出改写规则的人。本期追问一个比“谁是下一个天才”更重要的问题：什么样的土地，能让天才成群地来？

2025年初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：国产大模型“6+2”头部格局中，月之暗面与DeepSeek两家由粤籍创始人领衔，而站在聚光灯下的三位年轻人——梁文锋、杨植麟、何恺明——竟都来自广东，“AI半壁江山在广东”之说风行一时^[1]。

三人背景各异，却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群体：梁文锋，1985年生于湛江吴川覃巴镇米历岭村，父母是乡村小学教师^[2]；杨植麟，1992年生于汕头，从金山中学走出；何恺明，1984年生于广州，执信中学毕业。他们没有一个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“天选之子”，却都在AI这个人类最前沿的战场上站到了世界一线。

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“他们是谁”，而是：为什么又是广东？为什么从慧能到留美幼童，从维新志士到辛亥英烈，再到今天的AI三杰，改写规则的人总是从这片土地成群地走出？这个问题，比“谁是下一个天才”重要得多——因为它追问的不是种子，而是土壤。

公元638年，慧能出生于新州（今云浮新兴）。这个不识字的樵夫，以一句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”震动黄梅，最终成为禅宗六祖，留下中国人著述中唯一被尊为“经”的《坛经》，后人将他与孔子、老子并称“东方三圣”。一个岭南边缘之地的文盲，完成了佛教中国化最彻底的一次思想改造——这是广东第一次向中原输出“规则改写者”。

慧能并非孤例。早在南朝，冼夫人（故里一说在今茂名电白）历梁、陈、隋三朝，维护岭南统一与安定，被周恩来誉为“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”；唐代，韶州曲江人张九龄开凿梅关古道，打通岭南与中原的千年通道，又以开元名相之身被尊为“岭南第一人”。路通之后，人才便再也关不住了。

真正惊人的是近代的四次“扎堆”。第一次扎堆在1872年：香山人容闳——第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——促成清廷派出留美幼童120人，其中粤籍84人、仅香山一县就占40人，日后走出“中国铁路之父”詹天佑（生于广州）等一代开山人^[3]。第二次扎堆在1890年代：南海康有为、新会梁启超师徒掀动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，《新民说》重塑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。第三次扎堆在辛亥：兴中会早期286名会员中粤籍259人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粤籍约40人，翠亨村走出的孙中山终结了两千余年帝制。第四次扎堆在天空：1909年，恩平人冯如驾自制飞机首飞成功，成为“中国航空之父”；1923年，杨仙逸主持造出“乐士文号”。

史家有言：“中国近代史始于广东。”1872年那批幼童出海，是学习西方的先声；康梁变法，是制度变革的先声；辛亥一役，是共和的先声。1979年，蛇口开山第一炮再度印证了这个判断——每当中国需要换一条路走的时候，先迈脚的总是岭南。这不是某个天才的灵光乍现，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历史节律。

如果人才涌现只是偶然，就无法解释一千三百年的重复。岭南的水土之中，藏着五种稳定的“养分”。

其一，一口通商养成的世界眼光。1757年乾隆实行一口通商，此后85年间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外贸口岸，十三行富甲天下，号称“金山珠海，天子南库”，行商伍秉鉴1834年资产约2600万银元，被西方商界视为“世界首富”^[4]。当整个帝国背对海洋时，只有广东面朝大海。这种日常化的世界性，使岭南人对“外面的东西”既不恐惧也不迷信——见识过世界的人，才敢于改写世界的规则。

其二，华侨网络铺成的全球回路。粤籍华侨超过3000万，占全国一半以上，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^[3]。2020年10月，习近平在汕头考察时专门谈到华侨的贡献。这张网络既是资本与信息的通道，更是一种心理结构：广东人自古就知道，世界的尽头不在梅关以北，而在重洋之外——出远门，是这里的家常便饭。

其三，早茶桌上的信息场。“一盅两件”的早茶，从来不只是饮食。茶楼是岭南延续百年的信息交换所与社交场，生意、消息、机会在蒸汽氤氲中流动。信息密度低的社会难出创新，而广东人把信息交换做成了生活方式。一杯茶的时间里完成的碰撞，有时胜过一间会议室一年的讨论。

其四，边缘带来的自由。有学者指出，岭南的边缘性导致中原王朝管控相对较弱，反而形成务实的价值理性^[5]。远离政治中心，意味着离意识形态的束缚也远；“天高皇帝远”的空间里，人们先问“有没有用”，再问“合不合规”。研究岭南文化的学者李宗桂将其概括为“多元、开放、包容、务实、重商、创新、敢闯”^[6]——这与官方表述中“敢为人先、务实进取、开放兼容”的岭南文化精神互为注脚。

其五，移民社会的“英雄不问出处”。从“孔雀东南飞”的打工潮到今天，广东是中国最典型的移民社会。移民社会的可贵在于：无人追问你的来历，只看你能做什么。没有门第的包袱，才有草根的奔头。米历岭村走出的孩子与广州名校走出的状元能站在同一个舞台上，正是这种社会结构的产物。

历史学家王汎森在《天才为何成群地来》中提出过一个重要判断：天才的出现，关键不在个体禀赋的突变，而在交流机制与时代风气——当一群人彼此激荡、互相抬升，“天才”便会成群涌现^[7]。换言之，天才是社会学的现象，而非生物学的偶然。

这一判断在大洋彼岸得到过经典验证。学者萨克森尼安在1994年的《区域优势》中比较硅谷与波士顿128号公路：二者起点相近，硅谷最终胜出，靠的不是技术禀赋，而是高流动性与开放共享的文化——工程师频繁跳槽、知识外溢被视为常态^[8]。而硅谷的土壤本身，始于斯坦福的特曼工业园：一所大学主动拆掉围墙，让学术与产业自由恋爱。

这套逻辑正在广东被复制。李泽湘在松山湖创办的XbotPark，已孵化60多家硬科技公司，存活率约80%，约15%成为独角兽——它像一个微缩的斯坦福生态，证明“成群地来”在中国同样可以人工营造，前提是尊重规律：给年轻人真实的问题、真实的战场和允许失败的氛围。

这让人无法回避那个著名的追问。2005年，钱学森发问：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？”^[9]2025年，西安交大原校长王树国在一次演讲中发出“灵魂三问”：“如果梁文锋去读博士了，还有今天的DeepSeek吗？”他的答案是：“真正的能力是在实战状态下磨炼出来的。”^[10]钱问指向教育，王问指向实战，而合在一起，答案或许应该指向环境——教育能给的只是种子，环境才决定种子能否破土、成林。

于是我们看到，千年规律在AI时代再次显影，而这一次，它是以“群体”而非“个人”的方式出现的。

杨植麟，奥赛保送清华，CMU博士，其参与的Transformer-XL与XLNet被引超2万次；2023年创立月之暗面，Kimi率先支持20万汉字上下文，2024年3月开启200万字内测，公司估值超30亿美元^[11]。何恺明，2003年广东满分状元之一，清华基科班出身，师从汤晓鸥获港中文博士；2009年成为CVPR最佳论文奖首位华人得主，2015年提出的ResNet被《自然》列为21世纪被引最多论文榜首，总引用71万次，今为MIT终身教授，2025年兼任谷歌DeepMind杰出科学家^[12]。梁文锋，2002年以吴川一中状元考入浙大，2015年创办幻方量化，2023年创立DeepSeek；V3模型以557.6万美元成本和2048块H800芯片完成训练，R1发布后，2025年1月27日DeepSeek登顶美区App Store，英伟达当日暴跌17%、市值蒸发5890亿美元^[13]。谈及自己的路径，他说：“创新都是自己产生的，不是刻意安排的，更不是教出来的”；谈及中美差距，他说：“中国AI和美国真实的gap是原创和模仿的差距。”^[14]这两句话，与其说是个人心得，不如说是这片土壤长出的群体自觉——对“原创”的执念，正是“敢为人先”在AI时代的翻译。

广东的故事里还有另一组“汇聚”的样本：马化腾籍贯汕头潮南，13岁随家迁深圳，1998年创立腾讯；任正非是贵州人，1987年在深圳创立华为；汪滔是杭州人，2006年在深圳创立大疆，拿下全球无人机约七成份额。他们都不是深圳人，却都在深圳完成了自己。这恰恰说明：广东的秘密不在于“出产”谁，而在于“成就”谁——一块能让外来者生根的土地，比一块只出天才的土地更有力量。

2025年3月，广东启动“百万英才汇南粤”行动计划^[15]。从120名留美幼童到百万英才，一百五十年过去，这片土地的逻辑一以贯之：与其等待天才，不如建造让天才愿意来、来了能成事的场。

回到开篇的问题：为什么总是广东？

答案或许可以反过来讲——不是广东总出天才，而是天才总在广东找到了土壤。从慧能时代起，这里就站在帝国的边缘、海洋的前沿；这里有通商的口岸、越洋的华侨、流动的茶楼、宽松的管制和不问出处的移民社会。五种养分叠加成一种罕见的环境：它容忍异类、奖励实用、鼓励出走、欢迎归来。

王汎森说天才成群地来，是因为风气会聚集；萨克森尼安说硅谷胜出，是因为土壤开放。广东的一千三百年，是同一个道理的东方版本。

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为生存而学——漂洋过海、下南洋、闯深圳，为的是活下去、活得好。而AI三杰这一代人，开始为存在而学：为“原创”而非“模仿”，为回答“中国能不能做出自己的世界级模型”这样的问题。从生存到存在，是环境的胜利，也是环境的承诺。

不必追问“谁是下一个梁文锋”。更值得追问的是：下一个广东在哪里？以及，我们能否把更多的土地，变成天才愿意成群而来的地方。